栏目导航7月下旬，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等八个部委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7月28日，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已有150多个医院院长落马，最近两名知名药企董事长被留置接受调查，肯定还会有人落马，更多的人在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
记得2006年、2013年也搞过两次轰轰烈烈的整治医药腐败行动。每次都会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不过无论是有关部门和媒体公开报道和披露的案例，还是寻常百姓的切身感受，好像效果并不理想。按照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的说法，“医药腐败已经扎下了根，由小病变大病，乃至呈现出‘癌变’的趋势。”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某类现象或问题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那么一定是相关土壤和生态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壤和生态这个“本”，诸如整顿教育乃至于抓人之类的治标措施就犹如重复割草烧荒，场面看似壮观，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轮轮重复割草烧荒的结果不但不能改变生态，只能使土壤更加肥沃，来年野草更加疯长。
根治医药腐败，关键在于治本。医药行业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事物总有共性。窃以为如何治本，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能否找准并抓住几个关键点下决心去做。本文根据我本人亲历亲闻及思考，谈谈几点浅见。
一、加大医疗经费投入我国医疗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及其在世界排名，相信国家相关部门比我清楚，不需要我费劲一一列出。医疗经费重点应该包括公立医院人员编制和按人头划拨的经费。前几轮整治医药腐败都提出了医药分开的思路，但只要到各大医院走走就知道这个世界通行的思路停留在纸面上基本没有落到实处。医药分开落实不了的症结在于各级医疗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医院甚至大三甲医院都必须靠医疗器械、药品和耗材收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和医疗设施设备的投入。
N年前整治医药腐败期间，某省排名第一的三甲医院一把手曾经跟我诉苦:医院编制是若干年前定的，多年来业务量增加了若干倍，医技护人员也相应增加了若干倍，但医院人员编制没有增加，人头经费也没有相应增加，医院拿什么养活这么多新增医护人员来满足患者就医需要?只能想法设法创收。
因为医疗投入严重不足，我等患者“有幸”成了医院创收对象，医药腐败、天价医疗负担和医患矛盾等等也就自然而然成为社会常态。分级诊疗不能得到很好落实，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我想，国家和各地各级卫健委对全国各地公立医院编制、人头经费和医疗业务量的增加变动情况应该很清楚，医疗经费投入如果长期跟不上医疗业务增长，人员编制、人头经费与业务量的增长倒挂的问题不解决，医药分开和整治医药腐败就是一句空话，这次整治医药腐败效果如何也就不难预见。
二、限权放权加强对权力部门监督制约整治医药腐败重点不仅仅是医院，我看更关键的是有权决定进入医保的医药品种及其价格以及药品能否进入地方药店的权力部门。
我经常服用的脑络通是一种非常普通的药，但是N年来问了无数扬州药店都基本上没有卖的。显然，扬州市的各家医院和药店是没有权力决定脑络通能否进入扬州医药市场的。相信国家批准生产但是不能进入扬州医院和药店的常规药品不会仅有脑络通一种。只要智商不低于平均数就能明白，药企如果想使自己的产品进入拥有458万人口的扬州市场，就得首先打通相关权力部门的关节，才是对扬州各家医院的相关人员攻关。
药品能否进入相关地方医保和医药市场是第一关，进入的价格同样决定药企利润大小和空间。换句话说，权力部门手中的权力魔杖变现金钱的能力远比医院院长和药品采购人员、开药方的医生大得多。
根据公开报道，国家卫健委委托开展的一项课题梳理过去十年涉及医疗领域的2900多例刑事判决书后发现，“涉及行贿受贿的判例，器械、药品和耗材分别占比40%、30%、20%左右，45%的行贿受贿行为发生在决策环节，49%的行贿受贿行动者在行政管理部门，正职领导占比达到30%。”这里提及的“行政管理部门”恐怕不仅是医院，其行贿受贿占比最高，可见如果不限制相关权力部门的权力，权力的运行不公开透明，对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没有有效监督制约，医药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整治医药腐败漏掉或弄错重点对象，整治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三、价格公开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大数据时代有关部门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做到使任何医疗器械、医药和医疗耗材的生产厂家、价格都公开透明，同样部门和患者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法了解掌握医疗器械和药品、耗材的性价比。
比如不同厂家生产的扑尔敏在网络平台上的售价相差十倍以上甚至二十倍，既然扑尔敏是国家批准生产的药物，理论上不同厂家生产的同类药品疗效应该大致相同，如果患者有权根据零售价格自主选择厂家产品，相信没几个人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那些高价药和产品自然会自降身价。
除少数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及耗材，绝大多数患者常用药品和医院常用医疗器械及耗材都不存在垄断性。即使是需要进口和有一定垄断性的产品，只要不允许使用单位指定独家或特定代理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竞争。试想如果没了“中间商”即数百万“医药代表”，信息公开透明，患者凭医生开的处方可以在药店或平台自主购买药物，医院医疗用的相关产品在患者结账时必须公开厂家、品牌及价格，还需要有关部门隔若干年就费劲来一次运动式“集中整治”吗?
医疗器械、药品和耗材生产厂家与品牌、价格做到公开透明，完全可以有效挤出价格水分，降低患者和医保负担，于国于民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就需要对医保报销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整治腐败，无论是医药腐败还是政法腐败，亦或是任何其他领域的腐败，投入、限权和公开是治本关键，但这无异于从相关权力部门“虎口夺食”，所以看似简单，做到很难。
坦率地说，指望权力部门都能够做到“不忘初心”，制订相关政策时自我限权、放权，恐怕不太现实。
所以任何领域的整治和反腐都必须从政策源头开始，制定政策和决定政策、执行政策的部门必须分开，并且扩大制订政策的参与范围，并且在决策前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才有可能减少“政策腐败”。运动员和裁判员不能是同一个人，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然而真正做到却殊为不易！
医药领域反腐深入推进，多个医院领导应声落马。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医疗领域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是动真格的，旨在让患者获得更实在的好处。对此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次严查医疗领域贪腐的行动，在本质上跟教育行业推行双减政策，以及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我们和站稳人民立场的生动体现。
对此，我具体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此次行动对我国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首先，这次行动有利于医生自身的长远发展。
部分医生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去寻找合理、合规、合法的创收方式，比如开展多点执业，积极做医学科普等等。
那些有能力通过发明创造、知识产权、专利权等创收的医生，他的科研积极性会更进一步被激发出来，这样的生态变化无疑对整个医疗系统都是有益的。
，患者将深受其惠。
这次反腐后，没有了利益驱动，医生也会更加关注患者的疗效，而不被其他东西所干扰。一些高费用的安全无效药将会被清出，这无疑会极大地降低人民群众的就医成本。
最后，药企将重新回归创新驱动。
这次反腐也会使整个中国药品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批只会给回扣的药企将彻底被清出。
由于强大反腐态势和事实利益方式的改变，治疗价值不高的伪创新药进院可能性将微乎其微，这一点就会倒逼药企去着力研发有突破性疗的，真正有效的产品，这一点也无疑是利国利民的。
第二，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医疗反腐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做：
1、加强监管:应该加大对医药公司的检查力度，特别是对那些存在违规行为的公司进行重点监管。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医药行业的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2、建立公正合理的薪酬体系:医院应该建立公正合理的薪酬体系，提高员工的收入水平，减少员工因薪酬问题而参与到腐败行为中的可能性。
3、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医药企业应该加强员工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
4、强化社会监督:社会各界应该积极参与到反腐斗争中来，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督和曝光不良企业的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截至8月6日，全国已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已达到168位，由于统计局限，这一数字实际上或许更多。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医疗领域反腐在力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是动真格的。
其实医院、院长被查，并不让人感到突然。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前，已有46位医院、院长被查，另有数十家医院或定点零售药店因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被罚。5月份，国家卫健委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健全完善行风治理体系，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这是按照组成部门和相关职能调整情况，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进行调整后，首次对纠风工作进行部署。
不仅力度空前，此次医疗领域反腐风暴也直击重点和难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医疗系统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药品配送、设备采购、耗材供应、工程建设等方面，医院多付出的成本就转嫁到患者和财政身上。此前，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一个案例：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中间的回扣，居然被医院院长吃掉1600万元。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成为本轮医疗反腐聚焦的重点。
除了针对重点，此次医疗领域腐败更立足于源头治理。
7月28日，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该动员会明确强调，要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如果说“三个全”彰显了源头治理的决心，那么在具体治理中，强调“加大执纪力度，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则体现了精准治理，既能通过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又能通过治理实践为医药领域反腐提供经验。
面对本轮医疗领域反腐风暴，网友直呼大快人心。其实，国家一直在强力推进医药领域反腐，而这次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治理，打掉了一批“医蠹”，让患者获得更实在的好处；另一个是，“注重腐败预防体系建设，切实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显然，堵住漏洞，才能有效防止钻空子；约束权力，才能防止吃回扣。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实现更高效监督，医药领域腐败才能逐渐减少。
腐败从来不会遵循“令行禁止”的规则，制度是治本之策。治理医药领域腐败已经初现效果，这不会是终点。步步深入，层层递进，实现标本兼治，才能正本清源，回归治病救人初心，让患者更有获得感。
早在7月28日，监委就发布消息，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将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此前，中官网已发布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加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也完善了此前容易通过单位行贿、个人行贿之间区别规避处罚的漏洞。
政策信号如此明确，雷霆风暴如期而至，这让很多人对接下来的行动充满期待。毕竟，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疗行业，自身更要做到“干净”“健康”，而不是污泥浊水，混沌一片。
民众苦于医疗腐败久矣。一直以来，一些地方医药购销领域灰色交易、腐败行为屡禁不绝；一些医护人员收受“红包”，与“医药代表”勾肩搭背牟取利益；一些药企也通过举办会议，以赞助费、讲课费、培训费等方式大肆行贿。所有这些，均转嫁为医药“成本”，推高了民众的就医费用。
与以往不同，从公开信息看，此次医疗反腐虽说立足于“三全”：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但指向明确，路径清晰，重点突出，比如盯紧“关键少数”，找准“新型病症”，查受贿亦查行贿等等。可以说，只要找准了这些关键的风险点，就可迅速生效，铲除一大部分腐败隐患。
以“关键少数”而言，如今的医院规模越来越大，各种管理权限集中在“一把手”，不管是医疗设备采购，还是基建工程、信息化建设，均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很容易异化为“一把手”说了算，滋生各种腐败。
今年1月，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侯月智就因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招投标活动等被开除籍和公职。而据不完全统计，从年初到现在，全国已有至少155位医院院长、投案或被查。这一数字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
再说“新型病症”，医疗行业的产业链长，专业性也强，这也对监督执纪形成不小的挑战。此前有媒体报道，实行“两票制”和集采后，药品、医疗器械中间环节赚差价的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药企又转向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伙同经销商套取资金用于贿赂。
据国家医保局2022年8月通报，2017年至2021年5月，广州3家药企与下游50多家药品代理商串通，对87种药品用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的方式套现，并向下游代理商转移巨额资金，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行贿医务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展药品违规促销。
此次医药反腐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也有助于源头治理，从根本上净化医药领域的不正之风。鉴于当下很多所谓的“学术会议”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风暴一起，很多学术会就暂停了，还有甚者，不少医药群都解散了。有媒体调查核实，近日，有包括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陕西医学会、广西医学会等8家举办方发出相关学术会议延期的公告。
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直接危害国民生命健康，若不及时遏止腐败之风，不仅会败坏医药行业的风气，加剧�傩�“看病难”“看病贵”，也会部分抵消经济社会发展带给民众的红利。对此，必须重拳出击，严肃整治，还民众一片净土。
一方面，要及时总结这一轮医药反腐中一些好的做法，将其固定下来，使之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长久发力。既然这个领域的腐败有一个长期形成、演化的过程，则治理也就不要指望一蹴而就，而是要立足长远，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针对“一把手”，要强化监督，并推动实行轮岗制度；针对污点医护人员，不妨探索建立“医疗卫生系统行贿、受贿不良记录数据库”，建立和完善对行贿人、受贿人的从业禁止处罚制度。
医疗卫生事业关乎每一个国民的民生福祉，也牵涉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期待这一轮反腐行动，铲除多年积累的沉疴痼疾，交出一份让公众满意的答卷。
今年7月以来，中国医药产业和医疗系统的反腐行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有主流媒体认为这是一场力度空前的行业反腐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是近年来医药腐败呈现蔓延扩散和隐秘之势。已披露案例显示：医药腐败已经成为推动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副、国家监委副主任喻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震慑。
此前，国家卫健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十个部门共同出手，力度可见一斑。
以笔者多年来的调研和观察，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已非一日之寒。这和中国社会长期对医生、药师、药房和药企的高度信任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对于治病救人的医药产品总是存在着敬意。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求诊的患者对于特效药和快速完成医疗进程又有普遍性的需求。因此，本世纪以来医药企业和医疗性设备企业、在城市健康工程中的话语权明显上升，力图引导医疗采购。
然而，如果有关医药和设备供应系统不加节制、规则模糊，就会出问题。每年全国或地方两会上，都会有代表和政协委员质疑这种力图引导医疗采购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新发展业态；主流媒体也多次发出声音——治理虚高的就医问诊费用，既是民生更是民心工程。
近日，笔者在和多位熟悉的医护人员交流中也获知，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根治。药品变得昂贵的推手并不是第一线的医生，他们并没有定价权；但已经熟悉和普遍使用的规则是在一家医院看病就会在此照单付钱取药。自然患者也会比较，如在网店上同类、同款的药品价格会有悬殊差距。
批量新医药和所谓新型大宗医疗设备的开价和销售，甚至出现了销售方和采购方互相勾结而损害使用方利益的极端案例。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方，不仅仅是患者及其家庭，同时也包括就诊者单位和国家医保。笔者在调研时也发现，有国家医保的就诊者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对其问诊药品和医学检查价格的敏感度较低。当药品和设备交易价格被逐渐推高，回扣必然跟风。
笔者第一次听说药品回扣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笔者随上海社科院的课题调研组到浦东调研国资医药企业，就很清楚地记得他们说，一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打破了稳定了多年的药品采购价格并给了回扣。这家国企厂长愤愤不平地指出说：这就是医药采购中的腐败问题和对国企的不公平竞争。
后来，笔者一直关注医药代表的行业拓展和社会运作问题。只是三十年过去，中国如今具有世界上规模人数最庞大的医药代表群体、最近公布的数字是二百六十万之众。而美国和日本的医药代表，只有十一万和五万多；尽管美国还是医药代表机制的诞生地，也是每年新药推向市场额度最多的国家。
毫无疑问，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医药代表这一群体会产生实质性的震撼作用。笔者接触的多位医生，也明确表示出对医药代表群体的厌恶，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新塑造医药领域的行业生态。有行家还告知说：除了药品和设备的价格高，多批次、不节制地增加患者医用耗材也已是腐败的一个典型方面。
可以说，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共同推高了药价和医疗费用，群众反映强烈。此番国家部署、地方迅速跟进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很得民心的战略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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